Dying to survive

看完了《我不是药神》,在此谈点自己的小感想。对于演技暂且不表,只说说电影里的那些冲突。 程勇作为一个潦倒的人首开银幕。离婚的中年男人,面对着生病的父亲和即将出国的孩子,无可奈何写满脸上,而走私印度药正是经济极度窘迫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程勇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面对利益的诱惑他甘愿冒险,而对药物的定价上也看得出他不是一个纯粹商人。 矛盾一:怜悯是不是一条上去就下不来的船? 程勇倒卖印度格列宁,却不似张长林那般卖假药和高价卖药。他一边自己赚钱一边“帮助”大部分人买得起药、留着一丝活下去的希望,可当自己遭受威胁把代理权转让的时候,却被团队里的其他几个人“鄙视”。可程勇又有什么错呢?上有父亲下有孩子,他就是自己家庭的全部支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家庭和全世界为敌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会站在家庭这一边,因为家庭就是你的世界。程勇的行为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行为,无可指责。只是有些时候,当你的对立面是弱势的一方时,你便有了天然成为恶人的“优势”。 矛盾二:高价正版药和低价仿制药之争。 整部电影,似乎只有整个格列宁厂商有了一点点反面角色的意味。格列宁只是做出了正常的商家行为,无论是高定价还是紧咬印度盗版药。商家取得专利形成垄断获得高利润是所有商家的追求,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利润会作为创新的驱动,没有创新和创造力的公司对世界的贡献微乎其微,哪怕他可以暂时为我们提供一些廉价的东西和服务。道义和商业似乎经常对立,在商言商,抛开定价的合理性不谈,商业本就不是做公益的。不要被天朝提供的一些免费服务惯坏了好吧。 矛盾三:情与法的乱舞。 曹斌就像情义的代理,而局长就像法理的代理。局长让曹斌去调查印度格列宁的时候,他回复的是“那不是假药,真的可以治病”。他抓了那多拥有假药的患者却把他们放了,他哪怕自己担责也主动推掉这个案子。情和法本来就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法即正义,而正义则是人们心中相信和认同的东西。所以,法律一直在调整,就是去适应情理、彰显正义。法律的本源无比正义,而法律的执行人让我们错以为他们就是法律,他们不是,什么都不是的。 矛盾四:生命与贫穷。 张长林说:世界上其实只有一种病,你治不了。穷病。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的正确性我感触越来越深。人人生来平等,可怎么会平等呢?不否认,阶层差异和等级差异等各种极差是推动社会的进步的一个动力,可穷人真的就那么该死吗?弱肉强食的法则用于生命时只该发生在动物身上,而不是人类身上。生活的富裕程度可以参差不齐,但是保底的生命都应该被保障。 后续:程勇最后因为朋友的离世收到触动,决心去帮助那些自己曾经“抛弃”的人。恻隐之心都会在我们心底,什么时候触发不得而知。是啊,你能保证一辈子不得病吗?我们想活下去啊。一句句都饱含无奈和无能为力。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吧。也希望电影界越来越好吧。 PS:我是在电影院流泪了的,哈哈哈哈哈,偶尔流泪有益身心健康。

这部影片的英文名Dying to survive一下就抓住了我的眼球,我第一开始的理解是向死而生。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我却越来越能理解到为什么叫做我不是药神。一个人去看然后从开头哭到结束的电影,我现在眼睛疼痛到完全不想写观后感,但是坚持码字是自己也想搞清楚到底为什么会哭成那样昂……所以可能不是很有条理,只是理了三个被戳中的泪点。

写在前面:关于罪与非罪的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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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点一:

之所以要在影评之前先写一段话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将电影的故事和真实案件作比较,对于电影里的程勇被判刑而真实案件中的陆勇则没有被起诉存在不解。如果看过江苏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对于陆勇的不起诉决定书,就可以清楚的发现电影情节和真实案件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第一程勇不是病人,而陆勇本身就是病人,他和众多慢粒性白血病患者一样,需要低价的印度格列宁延缓生命;第二陆勇在向印度公司购买药物在分配给其他患者期间,至始至终都以购买药物为目的,从没有从中赚取差价也没有收取印度公司任何代理费,完全是以购买服用为目的,但电影里的程勇在第一次向印度公司买药后分配给国内其他患者时赚取了药品的差价,而且他本身就是以销售和盈利为目的向印度公司买药再卖给国内的患者,事实上也的确赚到了钱,虽然他第二次为了帮助国内患者自己补贴要钱低价销售给国内患者的行为是否为销售行为有待商榷,但是程勇的第一次卖药行为被定性为销售药品行为并无异议。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依照该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该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以假药论处的规定,程勇第一次的行为以盈利为目的从印度购买未经我国卫生部门给予批准的药品后,在国内给予销售赚取差价的行为的确构成销售假药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之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金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41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根据我国《刑法》第141条之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电影中张长林曾对程勇说像程勇这样卖药一年就赚100万左右,但是迟早要被抓,张长林承诺给程勇两年的利润,要求程勇把代理权给他,之后程勇就把代理权给了张长林,加之购买印度药的人数之多,可见程勇第一次卖药的销售金额应超过了二十万。所以影片最后针对程勇第一次卖药的行为及情节,认定程勇构成销售假药罪,在酌定从轻判决的情况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是合法合理的。

程勇有一个患病住院每天都需要交医药费的爸爸,自己运营的神油店铺入不敷出连房租都交不起,还有一个特别疼的儿子。有一幕是儿子问他要买双260块的球鞋,他打开囊中羞涩的皮夹但还是毫不犹豫的把所有钱都给了儿子。我觉得特别心酸,程勇很多个镜头都让我想起我爸爸,我不知道他现在多老了,但是我知道小时候我不敢问妈妈要的东西都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即便我恨他骗我骗我妈妈但我依然会心存感激,是他在我童年很无趣单调的生活里照进了那一丝光亮,让我还能够和同龄人一样接触到那些新鲜的事物。

对于程勇被判刑我们难以接受的原因在于他虽然违法犯罪但是拯救了众多买不起高价进口药的白血病患者的命,这是生命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国家的药品管理秩序同样重要,它关系到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的安全,决不可轻易打破,一个药品流通秩序混乱国家的国民的生命更加无法得到保障,这是秩序的价值。就像公安局长对办案刑警曹斌说的“法不容情”一样,法与情之间我们又该怎样判断与取舍?

他开始走私印度格列宁是因为父亲的病需要大额医药费而他几近身无分文,而故事的最后他还是被判服刑,入狱前他让曹斌告诉他的儿子“他爸爸不是坏人”。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场景让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公司的甲醛含量和苯含量如此超标但是还是那么多人会愿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作,不是愿意,是不得不。他们家里有三四张嘴等着吃饭,有房贷车贷每个月都需要还,有孩子的学费兴趣班费要交,这些钱都是每个月固定的开销,不是说可以不干就不干了的。我可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是他们不行。裸辞就意味着没有经济来源,但是这些固定开销还是要发生。大概是成年人的世界里你需要对更多的人负责而不是你觉得你能够独自一人承担得起那个后果就可以。

回到影片里来:

泪点二:

整部影片用真实案件作为素材,反映对于白血病等疑难疾病药物昂贵致一般人根本无法负担从而采取非法渠道获取药物延迟生命的社会热点也是社会痛点问题,通过描写主角从想通过销售药品赚钱到帮助白血病患者救命的心理和行为的转变,白血病患者对生存的渴望,国权权力部门对销售假药的执法等等,展现了人的人性的复杂、善恶的斗争、求生的欲望、法与情的关系以及对国家关于进口药品定价等民生问题的质疑和反思。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能够引起人们情绪波动与情感共鸣的电影,它能唤起人们的深度思考,正如欧洲和韩国电影一样敢于揭露现实问题。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正义就这么难?我不懂为什么法律不去管束那些让病人完全无力负担的天价正版药,而要去制裁那些让百姓吃得起药看得起病的人? 我不懂为什么在知道了500一瓶的印度格列宁的药效和3万7一瓶的中国格列宁的药效相当的时候却依然要将其归类于假药违禁药?我也不懂为什么程勇救了这么多成千上万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却要被判入刑而那个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而置之不顾的药厂却可以靠法走遍天下?

由于真实案件改变,影片保持了对真实案件主线的遵循,就故事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可说,可说的就是对于影片事故的表达,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叙事方式和演员的演技。影片前半段采取幽默诙谐的叙事方式,讲述了程勇受到吕受益的委托去印度购买低价的慢粒性白血病特效药“印度格列宁”,运回国内在吕受益、刘思慧、刘牧师、黄毛等人的帮助下销售给负担不起高价药“瑞士格列宁”的患者们,从而既拯救了包括吕受益在内的国内白血病患者的性命也让程勇赚的体满钵满,其中还有不小搞笑片段,甚至让人有种喜剧片的错觉。不过进入影片中段,特别是张长林的出现让影片渐渐进入了沉重与悲伤的境遇,从张长林带有威胁、警示与诱惑的话语要求程勇交出印度格列宁代理权之时起,人性的中最基本的本能—生存的本能开始从一个白血病患者之外的另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程勇其实没有错,销售假药会坐牢,但他不是白血病患者没有必须卖印度格列宁的理由,他还有儿子抚养,他本人也要生活,如果他被抓坐牢,他的人生谁来保障。所以为了规避风险亦能获得收益,程勇将代理权给了张长林,并向吕受益、刘思慧等人坦言了一切,并告别了他拯救的白血病患者们。影片也正是在程勇、吕受益、刘思慧、刘牧师、黄毛五人在一起吃饭,程勇宣布不再卖药的这一幕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和第一个转折。我们应该理解程勇的选择,从理性的角度看,程勇不是圣人,他没有义务盲着坐牢的风险帮助白血病患者们延续生命,帮助白血病患者们是他情谊并非理所当然,不帮则是应当。我们也应当理解吕受益、刘思慧、刘牧师、黄毛等人认为程勇背叛了他们的反应,因为程勇为他们带来了希望,他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这世上恐惧或许比乐观、勇气、信心、理想都要强大,但唯一比恐惧强大的是希望,程勇的离去似乎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们既感激程勇又怨恨程勇却也期待程勇。进入电影后段,由于张长林为谋取更大利益而增加印度格列宁的售价,被人举报后逃逸,进而切断了所有患者的药物来源,以至于吕受益因没有药物维持而进入急变期。所以吕受益的妻子再次找到程勇,苦苦哀求程勇再帮助他们向印度公司买药。在医院里,程勇终于被吕受益清创时的惨叫声惊醒了,他决定再次为这些白血病患者买药,然而因为瑞士格列宁公司起诉印度药物公司,要求印度政府禁止销售印度格列宁药物,导致只能从零售店以高价回购药物再销往国内,这次程勇为拯救病人性命,不但没有赚取差价,反而自己补贴要钱,为白血病患者买药,最终被抓获。在法庭上程勇没有任何辩解,坦诚接受了所有判决,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构成犯罪,他也知道自己虽然犯罪但却拯救了无数生命,在押解至监狱的路上,被他拯救的白血病患者都在路边送行,宛如在送别一位即将押赴刑场的壮士,这是病人对他唯一能做的感恩,这也是最能让我们情绪万千的时刻,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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